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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通訊員 史鈞 劉曉艷 ... 明太祖朱元璋，或許是可以排進知名度五位最高的中國帝王小名單的，也是被中國民間津津樂道的傳奇皇帝。 要按現在時髦的「階層躍進論」，中國還有誰比朱元璋的階層跨越幅度更大。 公元1368年，四十歲的朱元璋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後，在應天府稱帝，建立了最後一個由漢人統治的龐大帝國。他也成為中國史上唯一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帝王」。 如清人趙翼所言：「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善於籠絡人心、優待知識分子、大局觀極佳、有決斷力，朱元璋所表現出的不同於元末豪強的「聖賢」之質，助他登上大位。當朱元璋削平群雄，登上帝位，他則露出青面獠牙，以殘酷恐怖的屠殺手段，推翻八百年來的傳統政治制度，將專制政治發揮到極致，廢丞相，肆意屠殺功臣，設立錦衣衛，賤視文臣，推行嚴密的里甲制度，強制民眾遷徙，干預民眾從業自由，嚴格限制對外貿易，等等。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在民眾的腦髓里注射從歷代思想庫中精鍊出來的毒汁，使整個中國的神經被麻痹成植物狀態，從根本上扼殺每個人的個性、主動性、創造性，把他們馴化成專門提供糧食的順民。 張宏傑說，朱元璋的成與敗，其中蘊含著中國傳統社會深刻的文化基因。 對朱元璋個人來說，從赤貧到天子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小機率事件，但是對中國歷史來說，從流氓到開國天子，卻幾乎是一個規律。除了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少數開國皇帝外，幾乎都是江湖出身。朱元璋和陳友諒、張士誠等人一樣，飢餓的威脅和黑暗的社會已經把他們打造成敢想敢幹的「造反派」，但是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卻多了一份「謹慎」，這促使朱元璋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審時度勢，能夠採取緩稱王、善待知識分子等措施。正如清人趙翼所言，「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這最終幫助朱元璋削平群雄，登上帝位。 從世界歷史發展來看，明朝正處於世界歷史的地平線上，西方開始擺脫黑暗的中世紀，文藝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破殼而生。朱元璋的統治卻是自唐宋以後最為嚴厲的集權統治，所建立的這一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體制，籠罩中國社會五百多年。明朝最終被朱元璋打造成了一個「內向的、反競爭的、缺乏想像力的」帝國，這開啟了宋以後中國歷史的全面倒退，究其原因，不得不說和朱元璋本人及其奠定的「祖制」有莫大的關係。作者將朱元璋放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細緻剖析了朱元璋的功與過，是與非。 莫言說，張宏傑是個觀察和記錄的高手。有人說，從文化的角度看，張宏傑迄今只寫了三個人：朱元璋、乾隆、曾國藩。在這個書寫過程中，張宏傑始終沒變的是對文化和人性的關注，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倒退的帝國：朱元璋的成與敗》這部作品中。這本書還增加了超有料的附錄，主要是根據《明史》整理出來的資料，如朱元璋大事記、明太祖分封諸王表、洪武朝功臣世表和朱元璋追贈封爵功臣表。特別是「洪武朝功臣世表」，系統的整理了洪武朝幾十位功臣的爵位封襲情況，以及籍貫和結局，是理解明初政治的重要資料。 【一家之言：朱元璋為什麼會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六百多年前，無家可歸的朱元璋第二次從皇覺寺出走時，無疑面臨著重大的人生挑戰。對這個失去了家園和土地、沒有任何社會背景的窮光蛋來說，當時只有三個門檻較低的行當可以考慮：一是當和尚，二是當乞丐，三是當兵。和尚和乞丐他都已經試過了，並沒有看到什麼光明的前景，這一次他決定去當兵。 朱元璋以鳳陽為起點，在定遠郭子興軍中白手起家，憑藉過人的天資和勇氣，以狂風掃落葉之勢迅速平定了元末亂世，從社會最底層一路走上社會最頂層，仗一己之力建立起了大明王朝，拯救了無數黎民蒼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人生逆轉。 如今這段歷史早已成為過往，但朱元璋對中國歷史造成的深遠影響卻從未消失。重新審視朱元璋的成敗得失已經成為歷史學家的必修課。 「朱元璋為什麼會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他在皇帝這個工作崗位上表現怎麼樣？」則是張宏傑關注的兩個基本的歷史命題。 安徽科技學院生命與健康科學學院生物科學系副教授，《瘋狂人體進化史》作者史鈞認為，客觀評價歷史人物絕非易事，特別是評價朱元璋這樣一個本來充滿矛盾與爭議的歷史人物，更是難上加難，稍不留心就會失於偏頗。《倒退的帝國：朱元璋的成與敗》一書，在這方面處理得非常理性。 以下是史鈞對《倒退的帝國：朱元璋的成與敗》書中觀點的評論—— 他說，張宏傑此書描繪出的朱元璋最根本的屬性，是農民本色。 張宏傑認為，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農民皇帝。他和劉邦完全不同。劉邦是農民化的流氓，本質是個流氓；朱元璋是流氓化的農民，本質還是個農民。朱元璋起事前曾遊歷江湖多年，飽嘗人世艱辛，深知底層苦難，為了生存，也學會了各種流氓手段，卻從未放下內心作為農民的那份謹慎與持重，對農民有著特殊的感情，這份感情直接影響大明王朝的政治決策。正因為如此，黃仁宇才說朱元璋不是在建設一個帝國，而是在建設一個巨大的農村。張宏傑也認為，朱元璋最適合的職位其實是村長，而不是皇帝。 朱元璋的農民本色在王朝的早期實踐中尤為突出，他制定的許多政策都帶有鮮明的農民視角——想農民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堪稱明朝農民的終極代言人。實物納稅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 自宋代神宗年間王安石變法起，實物納稅制基本已被廢除，百姓主要採用貨幣納稅，既靈活又方便。到朱元璋登基時，實物納稅制實行已有三百多年歷史。朱元璋卻毅然逆時而動，重新採用實物納稅制，被許多歷史學家視為開時代倒車的錯誤行為。然而考慮到元末連年混戰，導致通貨膨脹嚴重，貨幣納稅實則已無可能，否則政府只能收上來一堆廢紙，而白銀尚沒有成為明朝的法定貨幣，所以實物納稅才會成為基本國策。而且朝廷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並沒有一刀切，仍然存在很大的轉圜空間，比如百姓可以繳納大米、小麥、麻布、甚至草料等抵充稅款，後來也可以直接交納大明寶鈔，具體採用何種形式，農民有一定的選擇餘地。只不過農民出於對紙鈔的不信任，因而很少使用而已。值得指出的是，朱元璋時期的農民稅率極低，同時制定了成套的救荒政策，努力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民的影響。這些政策無疑十分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算是為農民辦實事的典型事跡。 朱元璋另一項重要的惠農政策是實行自發的土地改革，聽任戰亂時期的農民瓜分地主的土地。此後更是藉助政府權力，用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直接剝奪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為此朱元璋不惜開展了史上最嚴厲的懲治貪官運動，並在某種程度上放任運動擴大化，以此推動土地改革進程。這一特殊手法在幾大政治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比如著名的胡惟庸案、藍玉案等，動不動就誅殺幾萬人。許多受害人與案件本沒有任何瓜葛，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多是地方豪強富戶，手中握有成片的土地和巨額的財產。經過反覆清洗，大明王朝的地主階層受到了致命的重創，而大批農民則從中得到了巨大的實惠，國家財政也因此得到了充實。張宏傑認為，朱元璋其實等於在明朝開展了一場原始的土改行動，其心理根源，與他的農民情節不無關係。 正是基於濃厚的農民情節，朱元璋對商業行為具有本能的牴觸情緒，最終演變為「重農抑商」的國策。他希望「農不廢耕，女不廢織，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如此一來，則生產者多，食用者少，自然能夠「家給人足，積蓄富盛」。到洪武十八年，他甚至直接諭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所謂游食，就是四處經商。 而「重農抑商」的政治思想，又直接影響了朱元璋對外開放的態度，甚至專門出臺了空前嚴厲的海禁政策，明令沿海「片板不許下海」、「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閉關鎖國的大明王朝自此引領中國走上了沒落之路。 平心而論，海禁政策並非完全出於目光狹隘。從社會學角度考察，政權的開放或封閉，其實有著內在的規律。土地貧瘠、資源匱乏的社會一般都會選擇開放，否則無法養活眾多的人口，這就是當時歐洲諸國的局面，他們必須四處尋找新的出路。而對於農業發達、人口眾多的中華帝國來說，由於土地資源豐富，農業技術發達，基本可以自給自足，並且可以抽出大量軍隊守護邊境，很容易形成嚴格排外的封閉社會。這就是明朝的選擇。閉關鎖國可以排除不必要的外來干擾，預防潛在的風險，把局面掌握在可控範圍內。而當時的外部風險確實存在，並且長期無法根治，那就是令大明王朝頭疼不已的東南海盜。 東南海盜是朱元璋政權的副產品。盤踞東南的張士誠戰敗之後，餘部並未全部歸降，而是大量流散入海，甚至遠渡東洋，與倭寇內外勾結，給東南沿海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這個問題終朱元璋一生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當軍事威脅與商業利益衝突時，「重農抑商」的朱元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海禁。所以海禁其實是一項軍事策略，而非商業策略。至於海禁政策被後世繼承，並影響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轉型的步伐，直至落後挨打，那是朱元璋無論如何也無法預見的變化。他在決策時只能取當時的最優解，而無力為幾百年後的子孫制訂完善的經世規劃。 所以朱元璋只是被時勢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時勢的偉人。他必須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王朝統治而殫精竭慮。他的經歷使他深刻認識到，農民才是國家的根本，為了維護好自己的統治，他就必須為農民代言。之前或之後，沒有哪個皇帝比朱元璋更理解農民的內心需求，也沒有哪個皇帝如此深刻地改變了農民的社會地位，而農民社會地位的改變，則必然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其中的因果關係至今仍然未被充分挖掘。張宏傑先生的作品是一次很好的嘗試。 ... 《倒退的帝國：朱元璋的成與敗》內頁。 【一家之言：造成中國貧困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災荒】 張宏傑認為，宋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成了最後一個輝煌的朝代。在那之後，元、明、清三代，貧困化的加劇日益消耗著中國的精神，使中國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頓和倒退。 「貧困對人的尊嚴和人性的墮落所造成的後果是無法衡量的。」 一個家族衰落貧困之後，其家族成員往往會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氣風發而變得精神萎靡、氣質鄙俗，而其家長也會日益目光短淺、專制、粗暴。中國的變化正與此類似。自宋朝滅亡之後，高貴氣質和人文氣息在中國文化中越來越淡薄，盛唐時的自信和宋代的優雅也沒能復現；相反，拘謹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國人的性格中發展壯大。 張宏傑提出一個觀點：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則是中國文明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推手。 張宏傑認為，除了生育衝動外，導致傳統時代中國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災害。 眾所周知，朱元璋之所以出家為僧，是因為大元至正四年 （1344） 的一場大旱災。 其實，即使逃過此次災荒，朱家也註定會在另一次災荒中。 家破人亡。因為朱元璋的老家鳳陽，是一個災害頻發之地。淮河是一條有名的害河。竺可楨教授曾根據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湯，下迄光緒各朝代、各地區的水旱災害年數，發現淮河流域是我國旱澇災害發生最多的地區之一。據河南省歷代旱澇等水文氣候史料統計，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間，豫東一地發生旱災的年數為四百五十三年，澇災年數為四百四十八年。俗話說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縣，平均每四年就要發生一次較為嚴重的旱澇災害。 朱五四搬來搬去，最終搬到一個「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這當然不能怪他沒有眼光。原因很簡單，災害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較大，無法容納新來人口。只有在災害頻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減少，才讓朱五四有了見縫插針的機會。朱五四搬到孤莊村時，這裡還沒有完全從戰爭中恢復過來，村落間甚至有老虎橫行。《鳳陽新書》載當時「自定遠抵淮涘，南北數十里，嵁巖林莽，虎聚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嚴於其途。後元命將軍應宜兒赤捕殺殆盡，其患始熄」。可見當地人煙之寥落。當然，這種見縫插針並不是沒有代價的，至元四年的這場大旱中的死亡，就是他為前幾年勉強填飽的肚子付出的慘重代價。， 由此，我們看到了造成中國貧困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災荒。 中國的季風性氣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氣候。正像我們今天在新聞里總是不斷聽到各地的水旱災害消息一樣，在歷史上，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風調雨順的時候，局部災害無年不有。翻開中國災荒史，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兩千一百五十五年間，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災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災的記載，水旱災害加起來幾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災害，如蝗災、雹災、風災、疫災、地震等，則舉不勝舉。如此頻繁的天災，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人禍：三千年前的黃河流域，到處是森林與沼澤，水草肥美，風調雨順。然而，由於幾千年的過度開發，森林被砍光了，沼澤被排幹了，黃河成了懸河，土壤蓄水能力嚴重下降，小旱每每變成大旱。幾千年來，北方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艱辛，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不無關係。 據《元史》記載，有元一代近百年間，全國遭遇大水災九十四次，大旱災六十二次，大蝗災四十九次，大饑饉七十二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年都有兩三次大災。最嚴重的時候，人相食的記錄達十餘次之多。這就是環境惡化的直接惡果。即以朱元璋家鄉的淮河為例，它之所以頻頻為害，主要是因為人類活動改變了它的自然生態和流向。 而歐洲的氣候比較穩定，由於海洋性氣候的調節，西歐的氣候要比同緯度的中國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雖然不及中國南方，但遠勝中國北方，足夠農業灌溉使用。因此歐洲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中國北方那種赤地千里的現象。兩相對比，誠如鄧拓所說：「我國災荒之多，世罕其匹。」 ... 【搶先讀】 什麼叫赤貧 （一） 古今中外的帝王們中間，大明王朝開國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國的糟糕統治使貧農朱五四對生育已經不感興趣。四十七歲的他已經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個老頭了。他和四十二歲的陳二娘此時已經有了三男二女，在這個年歲，再懷孩子，會被人笑話，說明他們倆做那件事的勁頭太大。然而一不小心，還是懷上了。 朱五四夫婦已經習慣了聽天由命。笑話只好由人笑話了，既然懷上了，那就揣著，就好比兜里揣個南瓜。反正裝在肚子裡，比揣在衣袋裡還安穩，並不妨礙陳二娘伺弄雞豬，插秧鋤草。 問題是朱家的房子對這個即將問世的新生兒來說太侷促了點。一家七口，擠在濠州鍾離東鄉三間低矮的茅草房裡，房頂有一處已經塌了，一直沒來得及修理。糧囤里也沒有多餘的口糧。一家人一年辛苦到頭，糧食還總是不夠吃，每年總有一兩個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色發青。不過五四臉上並沒有愁容，他一輩子經過的大災大難太多了，船到橋頭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條小命派發到這個世上來，就總有養活他的辦法。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陽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陳二娘吃過午飯，收拾好碗筷，餵完雞鴨，挪動著小腳，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麥最緊張的時候，一時一晌也耽誤不得。走到村東頭二郎廟旁邊，肚子一陣陣疼了起來，她這才想起，肚子裡還裝著個孩子呢！沒辦法，她只好拐進破廟。剛邁進廟門，靠著牆壁大口大口喘氣的工夫，孩子已經蠢蠢欲動了，不由自主地順著牆壁滑下來。她剛躺到地上，孩子已經呱呱墜地了。 哭聲十分響亮。 然而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這個新出生的生命。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對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意義。只有朱五四面臨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孩子生下來，連塊裹身子的破布都沒有。總不能讓他成天這樣光著啊！ 幸虧二兒子到河邊提水時撈了一塊破綢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困難了，連名字都不用費心，這孩子犯「重」字輩，排行第四。不過傳統社會習慣大排行，親兄弟加堂兄弟按順序排下來，這孩子正好排第八，就叫「重八」。像一隻小豬小狗一樣，重八自生自長起來了。前途、教育、事業是些什麼東西，沒人費心去想。從小到大，他沒穿過新衣服，沒穿過新鞋。小時候大人出去幹活，就拿一條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腳趾頭。他剛剛懂事，就成天幹活，早起拾糞，白天放牛，晚上還要編草蓆，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覺。五四在外面老實懦弱，誰都可以欺負，在家裡卻是兇神惡煞，看見哪個孩子偷懶，上去就是一頓拳腳，沒好沒歹。 （二） 二十五歲以前，朱元璋對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飢餓。朱元璋一生中經常做的一個夢是一桌大魚大肉擺在面前，可是當他伸手去抓時，卻被各種各樣的意外打斷：飯桌突然消失，大魚大肉忽然變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隻大人的手拎起來，扔到屋外。從夢中驚醒，他會聽到自己肚子裡不斷的腸鳴，飢餓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著他的腸胃。未來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頓飽飯。 一年到頭，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糲的糧食來填充胃腸的，而且，即使是這最粗糲的糧食，也總是不夠。那口破鐵鍋，只在過年過節時，才能見點葷腥。 這不是貧農朱五四一家的狀況。這是大元帝國里多數農民的景狀。不止大元如此，幾千年來，這片土地一直是一隻巨大的空蕩蕩的胃。 謂予不信，請看孟子的話。公元前三百年，孟軻奔走各國，大聲宣揚他的政治主張。而他自視為完美的政治目標不過是「樂歲終身飽，兇年免於死亡」，也就是說，在風調雨順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飽；在饑荒年份，也不至於餓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誇飾他的政治理想：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這沾沾自喜的誇飾帶給我們的卻是一種酸楚的感覺：一個耕種「百畝之田」的「數口之家」，掙扎奮鬥一生，五十歲之前卻不能「衣帛」，七十歲之前不能「食肉」。這樣的一生，竟然就是我們祖先夢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這個可憐的理想也很少能在這片土地上實現。飢餓和赤貧始終追隨著我們的祖先，連同戰亂和災禍，從孟子的時代穿越到漢、唐、宋、明。兩千年間，豐衣足食的盛世遠少於析骨為爨的悲慘歲月。 （三） 戰國後期，中國人就已經懂得精耕細作。漢代的畝產量，據學者寧可計算，就已達到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斤。這個在現在看來不起眼的產量卻讓世界上其他地區追了一千多年也沒追上，以英國為例，直到十二三世紀時，他們的畝產才達到九十七斤。按理說，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應該能生活得很舒適。 但是，有三個因素剝奪了他們舒適生活的權利。第一個因素是人口壓力。前工業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快於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西歐在從公元2年到工業革命前的1700年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為百分之零點零六五，而中國在公元2年至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間平均年人口增長率約為百分之零點一一，高出西歐近一倍。中國古代人口增減循環周期之頻，增長梯級之多之高，在前工業時代的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因此，中國土地雖然遼闊，但人口密度一直遠遠大於歐洲。根據趙岡和陳鍾毅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人均耕地占有面積，在北宋以前大體上維持在十畝左右。北宋後，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十畝以下，到19世紀下半葉，人均耕地面積更劇減到不足三畝。而到十三世紀，英國農民平均耕地較少的時期，一個農民的可耕地還有十八畝以上。 幾千年來，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畝閒田，人們馬上會生出一個孩子來占據它。填滿這張嘴，同時再生出儘可能多的嘴，這個簡單的目標吸引了中國人過多的注意力，使他們無力顧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雖然農業技術在不斷地進步，雖然中國農民一直是那樣堅忍勤勞，可是廣大的中國底層人民一直在半飢半飽中掙扎，永無解脫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沒出過半個有點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 （1356） ，二十九歲的朱元璋攻下集慶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聲名已顯，霸業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頭。他隱約記得父親說過，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幾天，才發現朱家巷是離南京城四十里的一個小村。此時村中還生活著幾家窮困潦倒的朱姓後代，聽說攻占此地的紅巾軍大元帥居然是他們的遠支本家，大喜過望，一起來到南京城內拜見。朱元璋十分興奮，與他們親親熱熱地「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大家坐在一處，一起回憶老朱家的歷史。據老人們說，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蘇沛縣人，算來還是漢高祖劉邦的老鄉。不知何時，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窮盡所有記憶，僅能上溯五輩。第一輩叫朱仲八。從這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斷，這個能回憶起來的「開基祖」已經淪為赤貧，以至於連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沒有。和他老人家一樣，以下數代人的名字無一例外，都是用數字代替的。然而，赤貧的生活條件沒有影響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個兒子，長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二個兒子，長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四個兒子。長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親。朱五四生於至元十六年 （1279） 。他還有一個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歲，生於至元十二年 （1275） 。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個兒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時，他的小名叫「重八。」 從仲八到元璋，六代之間，平均每人有三個兒子。按這個數字計算，一百多年間，朱家家譜上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經由仲八一人積累到二百四十三人。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絕大多數和他們的祖輩一樣，終生赤貧。從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傳統時代底層中國人的生育激情何其驚人。 正是人口壓力，導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難，不停搬家。朱元璋小時候聽父親講過，他們這一支離開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為南京附近的幾畝薄田養不活日漸長大的幾個兒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蘇盱眙，其時元滅宋戰爭過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頗多。祖父在此「開墾兵後荒田」 （郎瑛《七修類稿》） ，艱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貪黑拚命幹活，逐漸有了點家產，「置田產」 （郎瑛《七修類稿》） ，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積攢，給兩個兒子都娶上了媳婦。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樣，家族人丁興旺，兩個兒子加在一起，很快給他生了五個孫子、孫女。辛苦置下的幾畝地養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兩個兒子就不得不變賣家業，各自尋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謀生。 朱五四八歲就隨父親從南京逃到江蘇盱眙，娶妻生子後又搬到安徽五河，隨即搬到靈璧，不幾年遷到安徽虹縣，五十歲上又搬到鍾離東鄉，這一次他住的時候最長，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並在這裡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歲那年，再遷到西鄉，過了一年，又遷至太平鄉孤莊村 （今安徽鳳陽縣治西南約十里處的二十營） 。總計他六十四歲的一生，凡七次遷移。在每一地，最長不過十年。 並不是這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喜歡浪蕩，實在是因為以江淮大地之遼闊，卻難以找到能養活他這至卑至賤的一戶草民的幾畝田地。自己的地種不起，只好給人當佃戶。《明太祖實錄》說朱五四「勤儉忠實」，老實巴交，帶領一家人起早貪黑在租種的幾十畝地里辛苦刨食。然而年終算帳，大半糧食給了地主，剩下的還是不夠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遷的過程中，又不斷生兒育女，負擔越來越重。一年到頭辛苦所得，怎麼也填不滿越來越多的嘴。更可氣的，是有時候租種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終於吃飽了幾天，地主卻馬上跑來加租，如果不同意，只能被奪佃趕走，另尋出路。搬了一輩子的家，吃了一輩子苦，流了一輩子汗，卻總共也沒有吃過幾餐肉飯，穿過幾件不帶補丁的衣服。 當然，汗水絕對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輩子當牛做馬，換來的是六個兒女一個個長大成人，成家立業。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婦，給五四生了兩個孫子。二哥、三哥雖然倒插門，好歹也算成了家。兩個女兒也都出嫁了。雖然兒女們個個都是文盲，一生註定都要在半飢餓中度過，但朱氏一門在中國大地上，終於又進一步發展壯大，在這片絕大多數人都艱難求食的土地上，頑強地擠出了自己的一塊生存空間。這不能不說是生物學意義上生存競爭的重大勝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親見他們的孝子賢孫朱元璋在生育競賽中後來又取得了何等驚人的成就。朱元璋稱帝後，把朱氏家族所有潛在的生育能力發揮到了極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個兒子、十六個女兒。他又鼓勵自己的後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擔任何工作，只需按人頭領俸祿。於是，明弘治五年 （1492） ，我們在史書中見到山西巡撫楊澄籌上報的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晉府的慶城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紀錄，到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孫一百六十三人。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據王世貞估算，每十幾年，明宗室人數就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據徐光啟推算，明宗室人數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子孫於各地，「初封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數總共五十八人，永樂年間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增至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萬曆三十二年 （1604） 又增至八萬多人 （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 。而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麼朱姓子孫遲早會壓塌半個地球。 ... 張宏傑簡介 蒙古族，1972年生於遼寧。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學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作協特聘簽約作家。著有《千年悖論》《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給曾國藩算算帳》《坐天下》《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曾國藩傳》等。《百家講壇》之《成敗論乾隆》主講人，大型紀錄片《楚國八百年》總撰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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